近年来中共党史若干重大事件研究的新进展

李庆刚

摘自《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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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共党史;重大事件;研究新进展

[摘　要]　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一直是党史学界教学与研究中的重点和热点问题。近年来,党史学界围绕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或有新材料发现,或有新观点提出,或有不同观点交锋。总体看来,对于诸多事件的看法,争论多于共识,这给研究者提供了继续探索的方向和路径。

中国共产党在80多年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包括会议、党内斗争、战争等)。这些重大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发展,包含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刻的经验教训,一直是党史学界研究的重点、热点问题(有的还是难点问题)。近年来,围绕党史若干重大事件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新进展,本文择其要者作一综述。

1·关于中共创建史的研究———“应纠正以回忆录代原始资料的研究方法”。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奋斗历程,以创建为其开端,理所当然地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至2001年建党80周年时,据邵维正教授统计,关于党的创建研究,已出版专著20多部,文章2 500多篇。研究的关注点是,党的创建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党的理论准备和建党思想、建党时期的工农运动、共产国际在中共建党中的作用等方面。[1]

200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时,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石川祯浩著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作者后记中宣称:“本书的学术水平将超过中国为纪念中共成立80周年而计划出版的有关中共创建史的最新著述。至少,在回归历史现场,审慎考证史实方面不会落于人后。”该书于2006年在中国出版了中文本。

这本书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在于其主张的“应纠正以回忆录代原始资料的研究方法”。作者搜集了中、日、俄等国有关的大量文献资料,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对当时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渠道,中共上海发起小组的形成以及中共成立的时间和出席“一大”的代表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比如,作者认为,出席中共“一大”的王尽美、邓恩铭等,与其说代表了济南的“组织”,不如说是作为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有联系的济南人士出现在“一大”的会场上的。李大钊常被称作中国的马教学与研究克思主义之父,这似乎也是众所皆知的常识。石川祯浩认为,党外人士———《晨报》主笔陈溥贤是五四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路人。如果撇开了陈溥贤,就无法谈论五四时期的李大钊是如何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传播,绝非李大钊一人之功,因为李大钊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由陈溥贤传递给李大钊的。石川祯浩还认为,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之初,共产国际并非一开始就定格于李大钊、陈独秀等领导的共产主义小组,还有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和姚作宾的“共产党”(亦称“大同党”)等,研究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不应该将他们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2]

对石川祯浩一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有的学者表示了赞扬,有的学者则表示了异议。前者如占善钦的《一部精心考证的创新之作———评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3]后者如金立人的《就中共创建史若干问题答石川祯浩》一文,他指出,“中共上海发起组是中国拥护追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独立自主建立起来的”;而石川认为“独立自主等于冒牌共产党”。金文认为,在中国离开五四运动,离开工人运动,离开陈独秀、李大钊就无从谈起建党。[4]无论怎样,石川祯浩的研究对我国学者有很大触动和借鉴作用,必将推动中共创建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也许受“纠正以回忆录代原始资料的研究方法”的启示,国内学者在查找“一大”原始资料方面的研究有所深入,取得了一些新见解。李玉贞对收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中央档案馆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长期作为中共“一大”正式文献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进行了研究。这两份文件译自1957年苏联归还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的俄文本。作者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看到的两份文件的俄文本,它们分别是一个名为“中国的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文件的附件一和附件二,经过对它们以及英文本的文本分析和对“一大”会程的史料梳理,作者认为“一大”未曾通过纲领和决议,这两份文件也不是“一大”的正式文件。现在所看到的纲领,仅仅是讨论草案,甚至可能是个汇报材料。现在看到的决议,可能是关于中共决议应当包括的要点或者据讨论所做的记录,或者是一份草稿,甚至不排除是马林准备向共产国际汇报使用的材料的可能。[5]

对于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前人已作了很多研究。苗体君、窦春芳对这些原因做了辨析,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对于是因李大钊当时是北大教授并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正值北大学年结束,校务繁忙,不能抽身的说法(这也是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的说法),他们认为,“一大”召开时正值全国学校放暑假时间,李大钊不可能像往常时那样忙,同时即使平时忙的时候,他还是干了别的事务,李大钊没有去参会,说明有些事在李大钊那里可能比“一大”更重要。校务繁忙的说法,是李大钊和他的学生张国焘私下定好用来回答别人发问的用语。对于说李大钊当时正忙于筹备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年会的说法,两位作者查阅文献后认为没有相关的文献支持。对于说李大钊正参与领导索薪斗争所以未能亲自参加中共“一大”的说法,他们认为当时摆在李大钊面前两件事:一是去上海参加“一大”;一是留在北京领导索薪斗争。李大钊没有参加“一大”的真实原因是:北京小组的成员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他们接到李达自上海寄来的通知后,认为是一件不大的事情,在组织活动中就没有惊动李大钊,他们相互谦让后,推举张国焘和刘仁静两位学生为代表。[6]

过去的党史著作都持“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这都是根据高一涵的回忆。近年来,国内外有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高的回忆并不可靠,于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任武雄认为高的回忆并非空穴来风,不能完全否定。但是,当时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去天津途中,并非明确商讨建立“共产党”的问题,而是酝酿建立新的革命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问题。这与当时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有关。[7]

2·关于长征中“武力解决”的密电问题———不宜炒作。

红一、四方面军长征在懋功会师后,毛泽东和张国焘在战略方向上出现分歧。在毛、张分歧斗争过程中,张国焘发过一些电报。围绕张国焘有没有发过“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党史学界一直争讼不断。范硕指出,“密电事件”是存在的,“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为张国焘翻案”是枉然的。[8]对此,朱玉、王年一指出,历史上没有张国焘要“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无论是党的有关决议、历史文件还是当事人或其他有关人员的回忆,都证明了“武力解决”的“密电”是不存在的。[9]

石仲泉的看法是:第一,应该承认有“密电”,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毛泽东、叶剑英都提到过此事,两人不会杜撰。查不到电报的原件,因为当时战事频繁,有可能丢失。第二,对于电报的内容,“武力解决”的话是来自口述史,并不准确,应以1937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批判张国焘会议上的讲话为准,核心内容是“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凡是党史上的重大问题,都不能仅凭个人记忆,一定要查档案,找文字根据,不能轻信记忆,这应当成为研究党史的一条准则。第三,对于“密电”问题不宜炒作。张国焘的第一大错误是另立中央搞分裂主义,第二大错误是坚持“南下”路线,使四方面军遭到不应有的挫折。尽管从时序上讲,“密电”南下错误在前,另立中央错误在后,但像张国焘这样拥兵自重,公然扯起“第二中央”的旗号,在中共党的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例。“密电”只是“南下”路线的一个具体情节,不是“本”,而是“末”。说“密电”,给人以“猎奇”感。[10]中央党史研究室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就没有用“密

电”的说法。

3·关于抗日战争———十四年抗战与八年抗战的交锋。

200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郭德宏、刘庭华等提出了十四年抗日战争的观点,就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的起点,要将“九·一八”后的抗战史纳入到抗日战争中来,至1945年抗战胜利一共是十四年。其主要论点是:(1)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看,“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武装侵略的开始,是它争夺亚洲霸权和走向发动世界战争的起点,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两个策源地之一的远东战争策源地的最早形成;(2)就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来看,按毛泽东的论断,自“九·一八”事变起,“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即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3)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来看待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史,不能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没有参加抗战就不把“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战的起点。他们认为,从逻辑和历史来看,“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七七”事变则是中国抗日战争由局部扩大为全国性抗战的转折点。[11]

张振鹍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八年抗战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一提到抗日战争,人们马上就会想到八年抗战;一说到八年抗战,马上就会想到1937—1945年那场抗日战争:八年抗战就是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就是八年抗战,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这已成为人们多年来的语言习惯、思维习惯、真正共识。他认为“十四年抗日战争”论者之非,其一,此说是日本左派学者所提的“十五年战争”之说的小小改版。照此而论,也可以说从1894年甲午战争起到1945年有“五十一年抗日战争”;其二,严格地指中国从“九·一八”起连续打了十四年抗日战争。而实际上,“七七”事变以前的六年中,有三年中国发生过抗日战争,可以说“三年抗战”,并没有“六年抗战”,这六年是不能和“七七”事变以后真正的八年抗战加在一起的。张振鹍指出,“七七”事变前的六年和后八年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应将两者混在一起制造一个叫做“十四年抗日战争”的阶段,“十四年抗日战争”之说将是昙花一现,而“八年抗战”必定是永存的。[12]笔者认为,“七七”事变后八年是全面抗战,前几年是局部抗战。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加起来,一共十四年抗战。两种提法可以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语言环境下使用,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

4·关于朝鲜战争———档案解密促研究高潮。

作为冷战期间规模最大、参加国家最多、伤亡教学与研究最为惨重的一场战争,朝鲜战争的研究一直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苏联解体后,随着有关国家(包括中国)、特别是俄罗斯关于这一战争的档案大量解密,朝鲜战争的研究有很大突破。在国内利用新发掘档案从事研究方面,杨奎松和沈志华表现十分突出,前者有《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2005年5月再版)、后者有《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出版。

当前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学者比较关注的问题有:朝鲜战争和台湾问题有什么关联?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中中方有无教训可以总结等。

有人指出,朝鲜战争爆发和美国卷入台湾问题,与海峡两岸分裂有着直接的关系。逄先知指出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因为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三天即6月27日就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美国插手台湾问题在先,中国抗美援朝、出兵朝鲜在后,其间相差三个多月的时间,怎么能说抗美援朝影响了解放台湾?美国侵占台湾和台湾海峡,才是影响解放台湾的根本原因。[13]对于1951年1月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是否是中国停战谈判的有利时机问题,有学者认为,是一个有利时机,而中方对此予以拒绝,这“正中美国下怀”。[14]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从战场形势看,侵朝美军处在失败后撤的境地,实现停火至少在军事上对美国有利。其次,美国当局不会真正赞成这个方案,美国只考虑停火,不会考虑停火以外的其他四个步骤。[15]逄先知也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要使中国政府相信美国停火的诚意,在当时是很困难的。[13]刘国新也持相同观点。[16]

5·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关注影响与评价。

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有人认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说明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必要,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复归。沙健孙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指出,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生产关系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场伟大的变革,是中国几千年来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党和国家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适应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个任务的需要;新民主主义社会具有过渡性质,中共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况,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科学地评价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庸俗生产力论的界限,衡量社会主义改造是非得失的主要标准应当是看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17]

郭德宏认为,从政治上来讲,社会主义改造是不能否定的。如果否定了“三大改造”,就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建国后前30年的成就基本上没有了,这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另外,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确实有中国的特点,把马克思、列宁提出的和平赎买资产阶级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成功地运用到了中国,并提出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比较顺利地实现了这样一场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也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从历史发展的长过程来看,社会主义改造从理论到实践存在的失误和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不只是历史决议已经指出的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等“四过”的问题,在指导思想和对国情的认识上也存在严重的偏差。例如,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上,完全忽视甚至否定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的积极作用和存在价值,将它们加以消灭;完全否定原来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迅速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些都是失误,也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很难说清现在为什么又要发展私营经济、个体经济,为什么又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改造,既应该从政治上做出评价,也应该从历史发展的长过程来进行探讨。[18]

6·关于“高饶事件”———分歧远大于共识。

“高饶事件”作为建国后中央高层的第一次严重政治斗争,一直受到很多研究者的关注,在有的问题上有共识,但分歧仍很大。

最近研究“高饶事件”中的一个争论,是如何看待“东北一党员”的来信与“高饶事件”的关系问题。1952年1月27日,鞍山市委书记杨春茂和东北局党校教务长萧一平联合用“东北一党员”的署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主要是揭露东北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问题。这封信是由薄一波转的。[19]

杨树标等认为,这为后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高岗大肆攻击薄一波埋下了伏笔。“东北一党员”来信使毛泽东和党中央对高岗有了更客观的认识,它是我们党对高岗问题从开始关注到发现直至识破这一全过程的起点。[20]

但戴茂林等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这一事件的出现,既有高饶两人的个人原因,也有当时的体制性因素在起作用。在大解放区基础上产生的大区行政建制和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两级制”,为“高饶事件”的出现留下了体制上的空间。认为“东北一党员”的来信是认识和揭露高饶问题的起点的观点,缺乏史实论证,也与此后高岗的被重用相矛盾。他指出,弄清揭露高饶分裂党的阴谋的时间是必要的,但“识破”与“揭露”高饶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截然分开。认为“高饶问题暴露后,中央对他们的问题没有上纲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与历史事实不符。[21]

张树新等认为,戴茂林等文章所说的“政务院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平级”的判断既于法无据又不符合事实,故不能认定其为“高饶事件”出现的体制上的空间;同时,不应忽略“高饶事件”背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背景;“高饶事件”暴露后,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确实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22]

7·关于中共八大———毛泽东对国内基本矛盾的看法是什么。

王光美在纪念刘少奇的文章《与君同舟,风雨无悔》中谈到这样一个史实,她说:“党的八大结束后的第三天(即1956年9月30日———笔者注),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党的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十分震惊,只答到:‘呦,《决议》已经通过了,怎么办?’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前和会议期间从没有提出异议。现在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意味着全党中心仍然是阶级斗争,而非经济建设。”[23]有研究者引用并信服这一论点。逄先知指出,八大决议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这个基本理论问题上,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中共领导成员,认识都是一致的。但是,毛泽东在八大闭幕后不久,对决议中的另一句话的提法表示怀疑。这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话是在大会闭幕前,由陈伯达、胡乔木等商量提出,经毛泽东同意急急忙忙临时加上去的。毛泽东提出异议的只是这个提法,并没有对主要矛盾的论断提出不同意见。后来他还作过这样的表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得不够完善,但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毛泽东改变八大主要矛盾的论断,是在八大闭幕后的一年多,反右派运动开展以后的1957年10月9日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说八大闭幕后不久毛泽东就改变了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是把决议中的两个提法弄混了,一个是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一个是关于矛盾实质的提法。[13]

8·关于“大跃进”———研究走向深入。

“大跃进”一直是党史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近年来,研究的主要问题是:“跃进”或“大跃进”口号的提出及演变;“大跃进”发动的原因与对运动的总体评价;“大跃进”时期的人口问题;“三年自然灾害”问题;领导人与“大跃进”的关系;地方及各行业的“大跃进”情况;“大跃进”时期的社会心理;等等。很多学者提出要把作为运动的“大跃进”和作为一个时期的“大跃进”分开,加以区别,“大跃进”时期取得的成绩不是“大跃进”运动直接或必然的产物。

上世纪90年代具有争论性的观点集中在如何估算“大跃进”期间的人口死亡数字。当前的争论是如何看待与“大跃进”时期相关的“三年自然灾害”问题。研究者利用有关水文气象统计材料得出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1959—1961年不是什么“自然灾害”,当时全国气候可以说是天公作美,是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灾难。[24]中国气象局的有关人员研究后认为,这三教学与研究年期间的天气气候条件对全国的农业生产十分不利,从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来看,1959年和1961年为损失偏重年份,1960年为严重年份。[25]陈东林指出,这三年发生了持续的严重自然灾害;从农村粮食减产因素看,自然灾害略大于决策错误;从农村一个时期的集中缺粮情况因素来看,决策错误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26]

李向前综合考察了以上观点,通过“问天”、“问地”、“问人”表明自己的观点。在“问天”一节,从灾害学研究的方法出发,结合有关新史料,认为这三年中国部分地区的确遭受了连续性干旱,绝非“风调雨顺”,自然灾害就是自然灾害,否定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性是站不住脚的。他同时指出,当我们根据历史上自然灾害的严重与否来判断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问题时,不应过分夸大也不能任意缩小自然灾害对社会矛盾产生的影响。从历史规律看,严重灾害会迫使人对社会政治和政策进行反思。因此,刘少奇通过调查得出了天灾确实存在,但并不都像想象中的那么严重。他指出,天灾和错误,成为那个时代纠缠在一起的政治链环,它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天人之惑。在“问地”一节,认为1959年至1961年连续出现的自然灾害,遵从了中国灾害的分布规律,东部平原和长江领域的富庶地区遭灾最为严重,东北和内蒙地区受灾较轻,青海、宁夏和新疆受灾最轻。粮食在我们先民那里是充足和丰盛的,为什么现在科学技术有了巨大进步,社会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我们却还要为粮食发愁呢?这就需要“问人”。在“问人”一节,提供了三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各种争论数据,认为无论非正常死亡多少,即使是最保守的1 000万人,问题也是严重的。这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活中,又添加了一系列特别重要的思考焦点:从应对灾害的层面看,造成这样重大损失的,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如是天灾,天灾占几分?如是人祸,人祸又几何?而从政治原则和理论追求的层面看,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党的领导人中,也已经初步地提了出来。[27]

9·关于七千人大会、“四清”运动———研究有重大突破。

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由县委书记以上七千多干部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由“七千人大会”上溯4年,是“大跃进”的开始;后推4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端。处在中共党史一个重大关节点上的“七千人大会”,长期以来缺乏一个完整研究。2006年张素华著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就此次会议的前因后果、发展进程作了详细的阐述与分析,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林彪等重要历史人物的言行作了自成一家之言的剖析,填补了党史研究上的一段空白。该书阐述的一个重要的观点是:毛、刘对形势的不同估计,打下毛、刘分歧的楔子,成为后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潜因。这本书的很多观点都给人以新的启发。比如,这次大会的一个悬案,就是作为政治局常委之一、中共排名第五号人物的陈云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上为何没有发言?书中分析有三个原因:一是陈云对形势的估计与毛泽东的估计不同;二是从历史来看,陈云不太说违心的话;三是心有余悸,怕秋后算帐。对于大会以后为什么还要提“三面红旗”,该书的分析是,与国际的因素有关,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有关,还与毛泽东个人的认识有关。[28]这些分析言之有据,令人信服。王海光发表了关于这一论著的书评,肯定了研究的新意与贡献,也指出了有关史实和表述方面出现的瑕疵。[29]

“四清”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过去对这一运动研究不深入。随着《毛泽东传》(1949—1976)的出版及有关档案材料的公布,近年来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一些事件的亲历者也撰文回忆自身经历。郭德宏、林小波的《四清运动实录》一书,对这一运动的来龙去脉作了梳理总结。目前,关于“四清”运动的过程,描述是比较清晰的。争论比较集中的是,毛、刘两人在“四清”运动上到底有什么样的分歧,这种分歧如何演变为冲突,从而使毛决心打倒刘。一般认为,1965年1月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不再信任刘少奇。[30]

10·关于“文化大革命”———见解纷呈。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40余年、结束30余年后的今天仍旧刺激人们思考的一个严肃课题。对于“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海外学者过多地将其归因于权力斗争,提出了两个“文化大革命”的说法:一个是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一个是底层民众的斗争。逄先知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指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出于反修防修的目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下,由于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又采取了一种错误的方法,所进行的一场所谓的“革命”。如果只是解决刘少奇个人问题,对毛泽东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事,而“文化大革命”涉及的范围那么广,涉及的人那么多,用个人权力之争来解释是说不通的。[13]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在其发动武装政变的阴谋败露后,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强行乘坐三叉戟飞机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的草原上。这就是“九·一三”事件。这一事件恐怕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也是中共党史研究中最为复杂和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对于飞机的航线问题、坠毁问题以及飞机上是否发生过枪战问题,争论不断。对于飞机的失事,是油料不够还是受到了导弹攻击或是空中爆炸解体?飞机的黑匣子在谁的手里?也都是待解之谜。王年一指出,“九·一三”事件是被逼出来的,林彪座机是被苏联击落的。[31]对此说逄先知进行了反驳。[32]总之,关于这一事件的诸多争论都有待于更多材料的发掘与时间的检验。

粉碎“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对于在粉碎“四人帮”中领导人所起的作用,一般研究都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认为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都起了重要作用。[33]在此基础上,谁是粉碎“四人帮”的首倡者的问题又摆在研究者面前。有人从当时决策的关键群体出发,通过对史实的排比考证,认为华国锋是首倡者,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吴忠等人是支持、帮助和配合者。[31]

综观近年来对中共党史重大事件研究的成果,或有新材料发现,或有新观点提出,或有不同观点交锋。总体看来,对于诸多事件的看法,争论多于共识。这并不是坏事而是可喜的现象,它给研究者提供了继续探索的方向和路径。可以预见,对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将随着时间的发展变得再度“热”起来。

参考文献:

[ 1 ]　邵维正·新时期党的创建研究述评[J]·党的文献,2001,(1)·

[ 2 ]　[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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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金立人·就中共创建史若干问题答石川祯浩[J]·上海党史与党建,2005,(4)·

[ 5 ]　李玉贞·中共一大文献辨析二题[J]·党的文献,2007,(3)·

[ 6 ]　苗体君,窦春芳·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原因再探讨[J]·党的文献,2007,(3)

[ 7 ]　任武雄·试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问题的破解———兼论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始末[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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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石仲泉·红军两大主力长征与长征精神(下)[J]·党的文献,2005,(2)·

[11]　郭德宏·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J]·历史教学,2005,(11);刘庭华·论“九·一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J]·抗日战争史研究,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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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逄先知·《毛泽东传》对建国以来几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J]·党的文献,2006,(2)·

[14]　青石·朝鲜停战内幕———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J]·百年潮,1997,(3);杨奎松·评《抗美援朝战争史》[J]·史学月刊,2001,(6)·

[15]　齐德学·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几个问题———兼谈如何看待和运用俄罗斯已解密的朝鲜战争档案问题[J]·中共党史研究,1998,(1);齐德学,刘颖伟·朝鲜停战谈判时机问题辨析[J]·军事历史,1998,(2);齐德学,郭志刚·抗美援朝战争研究述评[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6)·

[16]　刘国新·中国抗美援朝研究若干问题辨析[J]·江西社会科学,2004,(10)·

[17]　沙健孙·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再评价[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1)·

[18]　郭德宏·对国史研究中争论较大的几个问题的思考[J]·史学月刊,2002,(2)·

[19]　萧一平·关于“东北一党员信”的来龙去脉[J]·中共党史研究,2004,(6)·

[20]　聂家华,刘兴豪,杨树标·对“高饶事件”中几个问题的考察[J]·中共党史研究,2004,(2)·

[21]　戴茂林,赵晓光·试析“高饶事件”发生的原因[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6);戴茂林,赵晓光·关于“高饶事件”几个问题的再探讨[J]·中共党史研究,2004,(6)·

[22]　张树新,费迅,姚天姣·也谈“高饶事件”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揭露处理问题[J]·中共党史研究,2005,(6)·

[23]　王光美,刘源·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24]　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J]·方法,1998,(3);王维洛·天问———“三年自然灾害”[J]·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1,(1)·

[25]　张海东,张尚印,李庆祥·对我国1959———1961年气候条件的分析与评估[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1)·

[26]　陈东林·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考察[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1)·

[27]　李向前·我览党史:关于天灾与人事的考辨(1959—1961)[J]·中共党史研究,2007,(4)·

[28]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29]　王海光·在历史节点上的风云变局———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J]·中共党史研究,2007,(1)·

[30]　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罗平汉·“文革”前夜的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1]　陈东林·近几年来的“文革”史研究动态[J]·党史研究与教学动态,2006,(2)·

[32]　逄先知·林彪事件是逼出来的吗? [J]·出版参考,2006,(23)·

[33]　陈弘君·叶剑英对开启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历史性贡献[J]·中共党史研究,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