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1、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背景：1、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从１９２２年１月至１９２３年２月，全国罢工达１８０多次，其中主要的有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了胜利，但京汉铁路大罢工却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我党从“二七”血案中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同盟者，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不可能的。

2、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代表。共产党要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首先要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１９２２年７月党的二大提出的设想原本是实行“党外合作”，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却倡议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这个倡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

3、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西湖会议：西湖会议是指中国共产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2年8月在杭州西湖召开的特别会议。

1.历史背景：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党外联合”。但这时，共产国际接受了马林提出的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主张。7月18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所有工作都必须在和马林的紧密联系下进行。8月，共产国际又专门作出《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不久，共产国际派马林携带这些指示由莫斯科到达上海。马林认为中共二大决议赞成与国民党进行“党外联合”，是不符合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

2.会议主要人员：根据马林的提议，1922年8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马林、张太雷7人。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再次提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组织。[1]

3.会议主要内容：马林强调指出：国民党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并改造国民党，以推动民主革命。他认为，中共加入国民党符合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精神，并要求中共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共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起初，大多数中央委员反对马林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提议。经过马林的说服和解释，多数中央委员从尊重共产国际指示出发，基本上接受了加入国民党的主张。但对马林关于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提议也作了部分修正，决定党的少数负责人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

4.影响：西湖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由国共两党“党外联合”方针向“党内合作”方针的转变。西湖会议为中共三大确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从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作了必要的准备。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该宣言是中俄双方第一次以平等互助的精神发表的宣言，其中表明了孙中山公开确立联俄政策，也表明苏俄政府对孙中山的支持。《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对中国大革命的兴起虽然有促进作用，但因为它的实用主义方式，预示着中俄双方，日后不可避免的会发生阶级利益冲突，最终也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只有靠共产党独立领导才能完成。

1922年6月16日， 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从广东退居上海，绝境中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1923年1月16日，苏联特使越飞来到上海，在香山路中山寓所内与孙中山会晤，商讨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军以及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的问题。以此为精神，苏俄代表越飞与孙中山在26日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宣言的签订，表明孙中山开始抛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并表达了寻求国际进步势力援助的愿望。

当时孙中山想实现统一中国的大业，但手下只有几万杂七杂八拼凑起来的军队，美国、英国和日本在中国看中的是北洋军阀，谁也不支持他，孙中山连广东都统一不了，迫切需要外来援助。当时他向刚刚取得十月革命的苏俄政府求援，这个时候的苏俄恰恰刚刚驱逐了日本支持的白俄武装，进入到远东，但是在国际上受到了列强包围，那个时候的苏俄几乎没有党政的外国朋友，因此苏俄想在中国找一个有实力的派别结盟就看中了孙中山，正是由于这种共同的利益，使双方走到了一起。

2.内容：（1）孙逸仙博士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无使此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越飞完全同感，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在民国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2）依孙逸仙的要求，越飞重申1920年9月27日苏俄对华声明：即苏俄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

（3）因承认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孙逸仙以为现在中东铁路之管理，事实上只能维持现状。越飞同意铁路管理办法以双方实际利益与权利，适当时候进行改组。孙逸仙认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商洽。

（4）越飞宣称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从外蒙撤退。

3.意义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国民党与苏俄正式建立了合作关系。表明了孙中山公开确立联俄政策，也表明苏俄政府对孙中山的支持，这为后来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开展大革命奠定了基础。

4.影响

当时苏俄的政治信仰和奋斗目标是辅助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胜利，可是这个时候的中共刚刚建立，没有底盘更谈不上有一兵一卒。从苏联现实的国家利益需要，苏联领导人瞩目的是在中国有实力而且能够联俄的集团，找来找去就只有中国国民党，因为孙中山毕竟手下有数以万计的党员，在广东有几万军队，尽管他们不赞成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却是唯一能够同他们联合的实力派，正是出于这种国家当前利益与意识形态和长远目标的矛盾，苏联一方面联合孙中山，并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表示迁就，另一方面对《孙文越飞宣言》一直采取淡化态度。《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签字之后，苏联官方在塔斯社的报道和《真理报》上曾经记载有此事，可是刊登的文字非常简单，而且有意回避了具体内容，此后的几十年来苏联官方出版的历史书和文件汇编提到这个宣言也只讲题目对内容做了省略。

苏联对华政策这种两面性实际上也种下了后来国共破裂，以及国民党同苏联破裂的隐患，1926年至1927年初大革命风暴兴起之后，面对共产党的大力发展，国民党要人马上指责这违反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后来的历史证明在原则问题上可以求同存异，却不应该采取实用主义，《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对中国大革命的兴起虽然有作用，却因为它的实用主义方式，预示着苏俄和国民党以及中国的国共两党的奋斗目标不同，日后不可避免的会发生阶级利益的冲突，那么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只有靠共产党独立领导才能完成。

中共三大建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

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国民党一大会议内容、政治纲领：

大会通过了改组国民党使之革命化的具体办法，在保留总理的名义下，强调“国民党之组织原则，当为民主主义的集中制度”。领导机构采取委员制。大会还通过了接受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大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主张“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即反对帝国主义，“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即废除国内的民族压迫；民权主义主张“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实行民主政治；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对“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反对私有资本“操纵国计民生”。经过此次大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的基本政策。大会通过了国民党的施政纲领，提出了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和实行新三民主义的具体方针。对外政策包括废除清政府及军阀政府同帝国主义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的特权，争取国家独立自主等。对内政策规定各项政治经济制度，以反对封建主义保障民权民生主义的实施，规定“实行普通选举制，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等等。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意义：

1.国共合作的形成，壮大了革命的力量，加快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 。

2.北伐战争的的迅猛发展，使帝国主义列强收到震慑。

3.使中国共产党地组织和成员得到了迅猛发展，建立了一定数量的工农武装。

4.合作失败后，我们党总结了经验和教训，使党成长成熟起来，懂得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

黄埔军校的建立及其作用：

黄埔军校，全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一所军事学校，培养了许多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闻名的指挥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一至六期，原址设于中国大陆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军校在1924年由中国国民党成立，目的是为国民革命训练军官，是国民政府北伐战争统一中国的主要军力。

黄埔军校建立以来，以孙中山的“创造革命军队，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以“亲爱精诚”为校训；以培养军事与政治人才，组成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实行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国民大革命为目的。一方面积极进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教育；一方面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军校采用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方针，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广大黄埔师生在反帝反封建、争取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五卅运动和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中共四大：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２５年１月１１日至２２日在上海举行。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和讨论中国共产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以及党在组织上和群众工作上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大会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若不去发动和组织农民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是不可能取得的。会还在总结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党同国民党关系的新政策，基本方针是：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扩大左派。大会强调指出，共产党要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二月罢工：1925年2月9日，上海日资的22个纱厂4万余人为抗议厂方无故开除40余名工人，拘捕4名工人代表，在中共党员邓中夏、刘华等人领导下举行了震惊远东的大罢工。罢工得到全国各界的声援，上海、杭州等地发起募捐活动，成立后援会。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收买工贼、出动军舰示威，以及唆使北京政府出面干涉等方法破坏罢工。2月25日，在罢工的影响下，日本资本家被迫与工人谈判并签约。罢工于3月1日结束。

五卅惨案：五卅惨案（也称为五卅血案，或写作五卅惨案）因发生于1925年5月30日而得名，是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的导火线。5月30日，上海学生两千余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声援工人，并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一百余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运动的形成发展过程、作用影响：五卅惨案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罢工罢课，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从而形成了更大规模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揭开了大革命高涨的序幕。从学生运动到全面的反帝爱国斗争。6月1日北京外交部向驻京公使团领袖意国公使提出抗议。最后将此案做为地方事件处理，即在上海谈判，北京政府乃派专使蔡廷干、郑谦、曾宗鉴南下，英日等国亦派委员六人至上海。6月16日开会，中国代表提出解决办法十三条。

五卅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斗争中受到很大锻炼，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干部，党组织也得到极大发展，在斗争实践中总结了宝贵的经验，为以后党领导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奠定了基础。

省港大罢工的形成、意义影响：省港大罢工，1925年6月19日为了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省港大罢工无容置疑是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沉重最成功的一笔，这次大罢工有效的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经济的统治，并且让广州的金融得到了保障。但是牺牲是惨痛的，无数的革命烈士为此付出了生命。不过这些英雄们将永远留在我们心里。省港大罢工，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据统计罢工以来，英帝国主义平均每月损失达2.1亿元。这次大罢工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支持下，坚持到1926年10月才结束。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准备北伐战争，起了巨大作用。省港大罢工历时1年零4个月，是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巩固：1924年10月，孙中山在共产党人支持下，依靠黄埔学生军和工农武装，迅速平定了商团叛乱，使广东革命政权得到了初步稳定。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组织东征军讨伐陈炯明，取得了胜利。接着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了杨希闵、刘震寰发动的叛乱。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并将所辖部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10月，国民革命军再组由蒋介石任总指挥、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的东征军，开始第二次东征讨陈，至11月中旬取得胜利。同时还进行了南征，收复了雷州半岛和海南岛。至此，广东全境各敌对势力都得到肃清，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统一。

国民党二大：1926年1月4日至19日在广州举行。这次会议是在孙中去世之后举行的。汪精卫、蒋介石、李大钊、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均出席了这次会议。陈独秀留在上海没有参加。苏联顾问鲍罗廷对该会影响重大。

到会代表265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占优势。大会议决接受“总理遗嘱”和“一大”所定的政纲，重申了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大会宣言指出：中国之生路，“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则官僚买办阶级土豪”。关于达到后者的“必要手段”，“一曰造成人民的军队，二曰造成廉洁的政府，三曰提倡保护国内新兴工业，四曰保障农工团体，扶助其发展”。大会议决继续执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大会对西山会议首要分子邹鲁、谢持永远开除党籍；居正、石青阳因列名“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由国民党老右派冯自由、马素等组织的右派团体）予以除名；对林森书面警告；对戴季陶也发出了“促其猛醒，不可再误”的警告。

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36人，其中有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谭平山、戴季陶、李济深、林伯渠、李大钊、宋庆龄、何香凝、吴玉章、恽代英等，其中中共党员7人；选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4人，其中有白云梯、毛泽东、王乐平、夏曦、邓演达、董必武、屈武、邓颖超、何应钦等，其中中共党员也有7人。中共党员谭平山、林祖涵继续担任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毛泽东为宣传部代理部长。当代历史学者发现有资料表明，外事部部长彭泽民也是中共党员。各部做实际工作的秘书均为共产党员。

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20日，开始执行反共政策的蒋介石，设计将中山舰调出广州，随后又以该舰未接命令擅自移动为名诬其阴谋暴动，随即下令逮捕该舰长、中共党员李之龙，并展开一系列的清共行动。史称此为“中山舰事件”。

《整理党务案议案》：1926年5月，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蒋介石提出的排斥共产党的《整理党务决议案》。意图在于把共产党人排挤出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打击国民党左派，夺取国民党最高领导权。

“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夺取了国民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为发动反革命政变准备了条件，已经蜕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新右派的代表。

三、北伐的胜利进军与工农运动的高涨

北伐战争的背景条件、战略方针、发展进程：1924年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贿选”的大总统曹锟，然后邀请孙中山北上。等孙中山北上抵达时，冯玉祥已经与张作霖商定，接受段祺瑞进京任“临时执政”摄行大总统，并废除了曹锟宪法，终止《临时约法》和取消国会。孙中山主张召开民选的国民会议，段祺瑞主张召开军政商学实力派组成的善后会议。1925年2月1日善后会议召开。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1925年7月1日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同年10月爆发反奉战争，1926年4月反奉战争失败。张作霖奉军占领北京，并与吴佩孚修好联合。段祺瑞下台。1926年7月4日，为完成总理孙中山的遗愿，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陈述了进行北伐推翻北洋政府的理由。

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北伐军制定了正确的行动方针，首先向军阀吴佩孚部队盘踞的湖南、湖北进军。与此同时，北伐军向江西进军。经过艰苦战斗，11月占领九江、南昌，并一举歼灭了军阀孙传芳的主力。同时，福建、浙江等省的军阀也纷纷倒向北伐军。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仅半年，就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控制了南方大部分省区。国民革命军冯玉祥部也控制了西北地区，并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的胜利大局已定。

叶挺独立团：叶挺独立团，1925年11月21日在广东肇庆成立，团部设在肇庆阅江楼，全团有2100多人，设有三个营及两个直辖队。1926年1月，叶挺独立团正式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以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在北伐战争中，率先从广东出发，首战碌田，长驱醴陵，力克平江，直入中伙铺，奇袭汀泗桥，大战贺胜桥，攻占武昌城，所向披靡，立下了赫赫战功，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北伐部队赢得了“铁军”称号。团长叶挺也被誉为“北伐名将”。

汀泗桥、贺胜桥战役：第4军代理军长陈可钰决定乘吴佩孚军主力未到达之机，于8月26日凌晨向汀泗桥发起进攻。第12师第35团在高猪山击退吴军一部的阻击，进至铁路桥头，遭对方火力封锁；第36团进至汀泗桥东南高地前，遭敌俯射，前进受阻。第10师第29、第30团分别在第36团两侧展开，激战入夜，仍无进展。第36团乘夜暗实施中央突破，也未得手。第12师师长张发奎决心以叶挺独立团和炮兵营向汀泗桥东北的古塘角迂回,从右侧后包围歼敌。27日凌晨,叶挺独立团从小路隐蔽接近古塘角，配合正面部队的全线攻击。吴军遭前后夹击，全线溃败，被俘2400余人，残部向北逃遁。第4军占领汀泗桥。叶挺独立团乘胜猛追，当日中午攻占咸宁城。

吴佩孚亲率湖北暂编第4师和陆军第8师及在汀泗桥战役中败退的残部共2万余人，在贺胜桥及其以南的杨林塘、桃林铺、王本立地区梯次设防，企图死守。国民革命军不给吴军以喘息之机，于8月29日由第4、第7军发起贺胜桥战役。第7军第8旅在袁家铺附近击退吴军约1个团的抵抗后，向王本立前进，途中遭吴军反击，被迫后撤。第4军第12师在杨林塘附近与吴军激战后，形成对峙。30日拂晓，第4、第7军继续攻击，叶挺独立团猛打猛冲，在杨林塘突入吴军主阵地，向桃林铺攻击前进。此时，吴军一部从侧翼反击，企图对叶挺独立团实施包围。第10师第28团和第12师第36团适时增援，协力抗敌，突破吴军桃林铺防线,向贺胜桥发展进攻。第7军攻占王本立后，迅即向贺胜桥东侧的南桥攻击。吴军正面失利，侧背受敌，全线动摇，纷纷溃退。国民革命军于当日上午占领贺胜桥，俘敌3500余人，中路第四，第七、第八军主力全线击破汨罗江吴军防线，继在汀泗桥、贺胜桥打败吴军主力，进围武昌，一部绕道攻克汉阳、汉口，前锋进追武胜关。

北伐战争胜利的原因：1. 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为北伐提供了坚强的领导。国共两党在北伐问题上意见一致，因而能够通力合作，进行正确的政治指导和军事指挥。两党能够发挥各自的专长，调动各自的力量，为共同的目标竭智尽力。没有两党的团结合作，北伐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2. 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是北伐胜利的基础。北伐出师时，广东工农群众就组织了运输队、卫生队、宣传队等随军出征，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北伐进军中，沿途农民为北伐军担任侦察、向导、送信、运输、救护，甚至拿起武器参战。湖南各界纷纷成立人民反吴战争委员会，组织宣传队、慰劳队、破坏队、交通队、向导认、暗探队、长矛队、敢死队等，英勇投入反军阀斗争，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支持了战争。两湖粤汉路工人破坏铁路，迟滞了敌人的军事运输。汉阳兵工厂从9月1日起举行总罢工，断绝了敌人的军火来源。上海的解放，更是工人武装斗争的结果。民心所向是战争胜利的根源。　　3. 中国共产党员英勇作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在北伐军中，许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担任军事和政治的负责工作，他们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影响和鼓舞了广大官兵。叶挺独立团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觉悟程度特别高，战斗力特别强，担任北伐军先锋，一路夺关斩将，所向披靡，为北伐立下殊功。　　4. 北伐军出兵时机恰当，战略部署正确。当时，吴佩军主力在南口，两湖空虚。而孙传芳兵力分散，又在山东、江苏与泰军对峙，无力主动出击。北伐军集中兵力先取两湖，然后由粤、湘、鄂数路夹击孙传芳，这一战略决定完全正确。蒋介石、李宗仁等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在北伐中的正确指挥.是北伐胜利进军的重要保证。　　5. 北洋军阀黑暗腐败，矛盾重重。张、吴、孙三派互不统属，各怀鬼胎，不能配合行动。一些省级小军阀和大军阀亦有矛盾.为保存实力，在蒋介石争取下改换门庭。军令混乱、军心涣散、人民唾弃，加速了北洋军阀的瓦解。　　6. 苏联的援助。苏联派了大批军事、政治顾问，协助北伐军制订战略方针和政治工作制度，并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援助。1926年运来飞机、大炮、机枪、步枪等各种物资，仅步枪就有2万余支。

北伐战争胜利的影响：北伐仅一年时间，基本消灭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重创了军阀张作霖的军队，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加速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国民革命军能以少胜多，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军事指挥而言，主要是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向北洋军阀实力较为薄弱的湖南、湖北进军，消灭吴佩孚军，再引兵东向，消灭孙传芳军，最后北上解决实力最雄厚的张作霖军；发扬长驱直入，运动歼敌，穷追猛打，速战速决，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作风；审时度势，灵活运用兵力，适时转变战法，保持战争的主动权；分化瓦解敌军，补充扩大自己。这次战争中途共产党被抛弃、被屠杀的教训，使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建立以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军队，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从而开始走上创建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国民党政权的另一条革命道路。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丁卯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由广东开始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河南、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农民运动相继展开。1926年6月，农民协会已遍及粤、湘、鄂等17个省，全国200多个县成立了县农民协会，会员达915万多人。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的农民运动，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四、大革命的失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国民党“清党”运动：1927年至1928年间，国民党发动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清党运动。在过去的国共历史书写中，一方颂之为“护党救国运动”，一方谴之为“反革命政变”。中共倍受打击是无疑的。实际上，国民党在清党过程中的自我创伤几乎不亚于共产党所受的打击。国共合作之际，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活动是秘密进行的。除少数中共要人外，绝大多数跨党的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的身份并未公开。要从号称百万党员中分辨出谁是共产党，谁是“纯粹”的国民党员，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蒋介石严令整肃“共产党分子”，而“共产党分子”又难以分辨的情形下，注定这场声势凶猛的清党运动不可避免地将扩大化。日本东洋文库保存下来的一份清党文件中记载，在广州的一次清党中，军警将凡是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服的，以及头发向后梳的，统统予以逮捕。由于这场清党主要不是通过“党力”进行的政治性清党，而是依藉武力展开的一场血腥的武装打压，手握兵器的武人比文职的党人可能更暴戾，也更毫无节制。

受清党打击的对象，除了共产党人外，也兼及西山会议派和国家主义派。一大批国民党人亦在这场运动中受到整肃。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教训：失败原因：①客观上，反革命力量的强大，由于资产阶级发生严重的动摇、统一战线出现剧烈的分化，由于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被帝国主义实力和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拉进反革命营垒里去了。

②主观方面，幼年的共产党缺乏理论修养和实践经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放弃了对革命和武装的领导权。

教训：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必须掌握革命武装，进行武装斗争。

第三章 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

一、革命转入低潮与党领导的武装起义

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暴动。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总方针的作用及影响：这次会议纠正和结束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选举产生了新的党中央领导机构。这次会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是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的标志。

八七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没有注意防止正在滋长的“左”倾情绪，导致后来发展成危害极大的“左”倾错误。

秋收起义：秋收起义是1927年9月9日（中秋节），由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即红军）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是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三大起义之一（另一个是广州起义）。

它不仅是军队的行动，而且有数量众多的工农武装参加，并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这次起义虽然在开始时也是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但在起义遭到严重挫折后，及时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人民革命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起义部队在农村中从小到大地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道路，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起点。

广州起义:广州起义，是中共广东省委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共中央直接指导下领导广州地区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暴力革命，是继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和工农群众的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鼓舞，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壮丽的一页。

“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意义作用：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泽东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他创造性地确立的“党指挥枪” 、“支部建在连上” 、“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三湾改编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

2、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

中共六大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瞿秋白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并指出党在当时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这次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毛泽东领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罗霄山脉中段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经“三湾改编”后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先后在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意义：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正反两个方面的总结，可以说： 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 第一，从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第二，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实践来看。 在艰辛的探索实践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下，把一个原来饱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的国家；一个原来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了一个除台湾等岛屿外实现统一的国家；一个原来人民备受欺凌和压迫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享有民主权利的国家。 理论成果的意义：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至今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独立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着重要指导作用。

3、党内“左”倾错误的出现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形成及其危害：１９３０年６月至９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１９３０年６月，李立三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被称为“立三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个决议案的“左”倾冒险主义表现在：第一，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第二，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积聚和准备革命的力量，因为群众已经不要小干、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装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了。第三，坚持“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反对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第四，再一次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企图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同时，反对资产阶级。导致党在白区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到严重损失。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的主要内容：充分肯定共产国际指示的正确性，接受国际的指示，承认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正确，但犯了策略上的某些“左”倾错误。《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对于中央政治局的一些纠正和指示，都是完全正确的”。扩大的三中全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的这种指示”。《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也表示：“全会接受国际的指示，认为国际的指示完全是正确的，政治局在执行这些指示上的动摇怀疑态度是不正确的。这些错误使政治局走上冒险的道路。”全会“承认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政治局在6月11日的政治决议案中，“犯了些冒险主义的与左倾的关门主义的错误(仅仅是策略上的错误)。”具体来说，就是“对于时局有过分的估量，对于不平衡发展的观察不清楚，忽略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忽略工业区域日常斗争和政治问题的联系；”政治局没有充分的估计到：“目前统治阶级还没有完全削弱完全破产；于是对于帝国主义反革命统治崩溃的形势和可能，对于革命势力的现状和革命形势发展的速度，都有过分的估量。”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形成及其危害：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他们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一举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们否认中间力量的存在，认为国民党各派和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敌人”，要一切斗争，整个地反对。反对与资产阶级联合，主张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进行；他们推行“城市中心论”，要求红军去占领城市，反对毛泽东的在农村积蓄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他们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军事上采取进攻中冒险主义，防御中保守主义，退却中逃跑主义。在上述错误主张指导下，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主观蛮干，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受到严重损失。至1935年，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党组织除少数地方外都已破坏殆尽。在中央苏区，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对中央根据地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们放弃积极防御的方针，反对“诱敌深入”，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失败后，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

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危害：

1、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又一次陷入困境。

2、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

3、使红军根据地损失了90%，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力量遭受毁灭性打击。

四、遵义会议与红军长征的胜利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3年9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反对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战役开始。从1933年9月25日至10月间，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最后于1934年10月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

遵义会议的作用、意义：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有三：

第一，思想路线方面：遵义会议是中共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王明“左”倾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性，是这次会议最重要的认识。

第二，政治组织方面。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另外，在遵义会议上，对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没有采取过去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方法，团结了同志，避免了在危急关头党的分裂。

第三，历史意义方面。中国共产党对党内在思想路线方面、政治组织方面存在的分歧都能够妥当地进行处理，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从幼稚走向成熟。这种成熟的处理，使党顺利地渡过了极其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的作用：

1.纠正了党内以陈独秀、前苏联军事顾问为中心的右侵的错误；

2.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

3.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领导，确立了以毛泽东的战略大转移的军事思想为中心的军事方针，推翻了原有的错误武装斗争思想和战略；

可以说从遵义会议以后，我党真正在大的走向方针政策走向胜利和成熟，也为党选中了正确的领导者，选择正确的领导路线，建立了稳定成熟的党领导。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意义、影响、历史启示：红军长征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长征是在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反对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它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红军发展壮大的巨大精神力量，并给了全国人民以巨大的影响。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进行了战略大转移。长征胜利地跨越了12个省、总行程达2.5万里以上。虽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据地，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正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即将在全国熊熊燃烧起来的时候，这三支主力红军为担负起中国革命的新任务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职责而在西北会师，这无疑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宣称的那样，“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它预示着中国革命新的局面的开始。长征用铁的事实表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坚强的生命力，他们是国内外任何反动势力所不可战胜的.。

历史启示之一：坚持和遵循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是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历史启示之二：共同的革命理想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共产党人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力量的源泉

历史启示之三：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采取正确的党内斗争方法，是我们党和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

历史启示之四：红军在长征中表现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深刻反映了党和人民军队的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继承和发扬的优良作风

第五章 夺取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争取和平民主的不懈斗争

重庆谈判：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中囯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史称重庆谈判。 整个事件过程从1945年8月29日开始，至10月10日结束，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双十协定》即《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重庆举行谈判，经过43天的谈判，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该会谈纪要列入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党派合法化、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奸伪、受降等12个问题。这12个问题中仅少数几条达成协议，在军队、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双十协定》公布不久，即被蒋介石公开撕毁。尽管如此，但《双十协定》的签订是有其意义的，教育了广大人民，特别是中间势力，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使国民党当局陷入被动。

全面内战爆发：一九四六年六月，蓄谋已久的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终于发动了全面内战。蒋介石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发动这场内战，主要是由于他自恃拥有远较共产党方面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其中包括美国给予的大量援助，以为可以凭着这些力量很快地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蒋介石当时的兵力，包括陆军的正规军、非正规军，海军、空军、特种部队以及后方机关、军事院校，总数达四百三十万人；而中国共产党方面，只有六十一万人的正规军（野战军）、六十六万人的地方部队（军区、军分区、县属武装）和后方机关人员，总数一百二十七万人。双方兵力的对比是三点三七比一。

2、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和土地制度改革运动

粉碎国民党重点进攻：由于全面进攻受挫，迫使蒋介石收缩战线，集中94年旅，约70万人（占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43%）进攻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1947年3月初，国民党集中了34个旅约25万人进攻陕甘宁的人民解放区军共有2.5万人，为国民党军队的十分之一。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进犯之敌。撤离延安后，根据当时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仍留在陕北成立前敌委员会、中央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后方委员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前委，代替中央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委，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西北地区负责的后方工作。西北野战军在毛泽东的领导和彭德怀的指挥下利用边共地形复杂、险要、回旋地区大、群众基础好等有得条件和敌人急于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的心理，运用中央的作战方案和毛主席提出的“蘑菇“战术。与国民党展开周旋，寻机歼敌。 3月19日撤离延安后，3月下旬，西北野战军在青化砭歼灭蒋军3000人。4月中旬，又在羊马河围歼蒋军4700人。5月上旬，解放军主力突袭敌人蟠龙补给站，全歼守敌6700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这几次战役学生打击了胡宗南集团，稳定了西北战局，为粉碎蒋军的进攻奠定了基础。5月下旬到7月上旬，西北解放军又经过榆林战役和沙家店战役，继续歼灭大量敌人。至8月下旬，共计5个月的时间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并由此转入战略反攻。

1947年3月，国民党集中了24个整师约45万人，发动对山东的重点进攻，由顾祝愿同统一指挥。国民党军队采取了密集靠拢、齐头并进的战法，首先占领鲁南山区，进而向鲁中推进，企图逼迫华东野战军或在沂蒙山与其决战或撤往黄河以北，以达到占领整个山东的目的。5月上旬，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批示主动后撤莱芜、新泰以东地区隐藏待机，蒋介石、顾祝同下领“跟踪追剿”。号称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立功心切，脱离两翼，呈孤立突出态势。华东野战军抓住战机，集中5倍于敌的兵力迅速将其包围，并切断了74师与其他各部联系，经过两昼夜激战，将这支3.2万余人的王牌部队全歼于孟良崮地区，击毙其师长张灵甫，打退了知人对沂蒙山区的进攻，扭转了山东战场的战局。7月蒋介石军队被迫撤退。这样，敌人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被粉碎。

三战三捷、孟良崮战役：西北三战三捷，是指解放战争中的青化砭战役、羊马河战役、蟠龙战役。1947年3月国民党军第 l战区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后，倚仗其兵多装备好，急于寻找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决战。西北野战兵团以小部兵力把国民党军引向延安西北的安塞，而将主力隐蔽集结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待机。3月 21日，国民党军整编第 l、第 90师共 5个旅由延安向安塞开进，以第 31旅率第 93团担任侧翼掩护，向青化砭开进。25日，当第 31旅沿公路北进至青化砭时，设伏于公路两侧高地的西北野战兵团立即出击，仅一个多小时就将其全部歼灭，俘获第31旅旅长。然后转移到蟠龙至瓦窑堡之间休整。国民党军到安塞扑空，发现西北野战兵团在东，立即掉头向东寻找，经青化砭、延长、延川，一直找到黄河边上，也没有找到。4月 12日，国民党军整编第 l、第 29军共 8个旅又向青化贬西北寻找。同时以第 135旅由瓦窑堡至青化砭公路南下接应，西北野战兵团遂以一部伪装主力，将整编第 l军等部引向蟠龙西北，而将主力集中到瓦窑堡以南地区设伏。4月14日晨，第 135旅南进途中，西北野战兵团又以小部队与其保持接触，边打边走，将其牵到羊马河以北，预伏主力迅速将其包围，经 8小时战斗，又将第 135旅全歼。国民党军主力连连扑空，为防止再被伏击，不走大路，专走山路、小路，奔波于黄土高原渺无人迹的地区，弄得疲惫不堪，仍然找不到西北野战兵团，又转回永坪、蟠龙体整。这时，国民党军统帅部根据不确实的情报，判断西北野战兵团已转移到黄河边上的绥德附近，正准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于是令胡宗南迅速以主力北上。胡宗南遂以整编第l、第29军等部于4月26日迅速由永坪、蟠龙向绥德开进， 只留第167旅守备蟠龙。正在瓦窑保以南隐蔽待机的西北野战兵团根据这一情况，将计就计，以一部兵力伪装阻击整编第 l、第 29军，且战且退，故意在沿途丢弃一些军用物资，诱其向北追击；而以主力由瓦窑堡秘密南下至蟠龙附近。5月 2日午夜，西北野战兵团突然向蟠龙发起攻击，至 5月4日黄昏，占领国民党军重要补给基地蟠龙，全歼第 167旅。整编第 l军等部追到绥德，并未发现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只有望河兴叹；想回援蟠龙，又远水解不了近渴，眼看着蟠龙的大批军用物资，都补充了西北野战兵团。转战于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毛泽东，高度赞扬西北野战兵团的作战经验，把它称之为“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筋精力竭，然后消灭之。”

孟良崮战役是解放战争期间，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在沂蒙山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重大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被完全消灭。这一战役，开创了在敌重兵密集并进的态势下，从敌阵线中央割歼其进攻主力的范例，是打破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和转变华东战局的关键一战，被陈毅誉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947年6月30日这一天，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为标志，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战略进攻。 自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来，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作战，整个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总兵力由内战初的430万下降为370万，人民解放军则由100万发展到195万，其中，解放军的机动兵力较国民党军多。解放军的装备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敌我力量的变化，使得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作出了战略进攻方针和主要进攻方向：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赓、谢富治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挺进豫西；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转战苏鲁豫皖地区。三路大军突出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后，展开外线机动作战。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至海边的广大中原地区向国民党军队发起战略反攻。

1947年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遵照中央军委“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中央突破、南渡黄河，直趋大别山”的战略方针，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大军，从山东阳谷以东150余公里的8个地段上强渡黄河，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拉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土地制度改革运动：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前，占全国面积约三分之一的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

三查三整：新式整军运动是针对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关键时刻，革命队伍中出现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状况而开展起来的。1947年11月至1948年秋，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开展了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发扬民主和群众性练兵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对部队进行阶级教育，发扬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以提高部队的阶级觉悟和战斗力。鲁中区各级党组织还开展了以“三整”（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后统称“三查三整”。

3、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及爱国民主运动的持续、深入发展

国民党统治区反蒋爱国民主运动：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爱国学生、工人、市民及其它阶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对美军暴行，反对蒋介石政权的内战、独裁、卖国政策的爱国民主运动，相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斗争战线，故称第二条战线。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２４日，北平发生了美军士兵强奸中国女大学生的事件。美军的暴行激起了全市人民的公愤，北平学生率先开展了反美示威运动，这一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得到全市人民的支持，随即迅速发展为全国规模的反美、反蒋爱国民主运动。至１９４７年１月，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数十个大中城市，共５０多万群众参加了示威游行。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加强了城市工作部，由周恩来兼任部长，并于１９４７年２月发出了《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指示，要求国民党统治区各级党组织积极发展民主进步力量，开展人民运动，促进群众斗争，以配合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推动全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发展。同年５月４日至１８日，上海、南京、北平等城市学生举行五四纪念会，并组织了反饥饿、反内战罢课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为反抗当局的镇压，南方与北方大中城市各学校学生冲破国民党政府的禁令，于２０日同时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是为“五二○”运动，它标志着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与此同时，工人、市民运动也相继掀起高潮，国民党统治区６０多个城市的罢工工人达１２０万，还有３８个城市的１７万贫民掀起了抢米风潮。３０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评论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第二条战线的形成，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军事战场的斗争，对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二〇”血案：5月20日晨，中大学生和沪苏杭学生代表5000余人在中大操场集合出发，并与金大学生汇合。当天是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大会开幕之日，国民党当局在首都南京布下重兵，严阵以待。队伍到达珠江路口，有500余名武装宪兵和警察强行阻止通过。宪警抢夺、撕毁旗帜和标语，用皮带、鞭子、木棍等殴打学生。这场反动镇压，学生重伤19人，轻伤104人，遭毒打的500余人，被捕28人。同日，天津南开、北洋两校的游行学生，遭到特务的殴打，许多人受伤。南京、天津的流血事件便是震惊中外的''五二〇''惨案。

在中国共产党各级相关组织的领导下。''五二〇''以后，学生们提出了''反迫害''的口号，运动向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目标发张，并迅速扩展到60多个大中城市，同工人罢工、教员罢教等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汇合到一起，标志着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正式形成。

台湾“二二八”起义：1947年2月28日，台湾“二·二八事件”爆发。2月27日，国民党军警在台北打死了为减税请愿的商贩。2月28日，台北市民罢市、游行请愿，又遭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激起了全省民众的愤怒，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暴动。几天之内，暴动民众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地区。

4、伟大的战略决战

1948年敌我力量对比转变：1946年6月爆发的全面内战，经过两年作战，国共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总兵力相比，已由战争初期的1比3.4上升为1比1.3。到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时，随着敌强我弱的悬殊情况的改观，解放军开始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九月会议：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这是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总结了抗战胜利以后，人民解放军作战以及整党、土改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一、在军事和军队建设方面：人民解放军已由120余万人增加到280万人，歼敌264万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装备了自己。由于军队实行了有秩序、有领导的民主运动，开展了自我批评，克服了官僚主义，恢复了党委制和战士委员会制，使军队指战员的政治积极性和自觉性大为提高，战斗力大为增强。

二、在根据地和经济建设方面：两年来，解放区的面积已扩大到235万平方公里，人口有1．68亿。我们已在华北4400万人口的区域建立了统一的人民政府。在全国大约1亿人口的农村实行了土改，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调动了农民支前，参战的积极性。同时，我军还占领大中小城市586座。我们已收复了相当多的铁路、矿山和工业。我们的军事工业有了相当大的增长，但还不足以应付战争的需要。

三、在党的建设方面：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我党党员已由“七大”时的121万增加到300多万。党在最近一年内，基本上克服了和正在继续克服着成分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同时，也基本上克服了和正在继续克服着土改、镇反和工商业政策上的“左”倾错误，这就使全党的政治成熟程度大大前进了一步。

会议明确提出了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的战略任务。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决议强调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组织纪律性，克服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以便达到全党全军在方针上、政策上、行动上的完全一致。

这次会议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夺取全国的伟大胜利，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作了充分准备。

济南战役：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执行中央军委关于“攻济打援”的指示，在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兼代政委粟裕的统一指挥下进行济南战役（也称济徐战役），以参战总兵力的44%约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以56%约18万人组成打援集团，经过8昼夜的激烈攻坚作战，在徐州之敌尚未来得及北援的情况下，全歼守敌10.4万余人（包括起义一个军2万人），南京与天津间的最大城市山东省会济南宣告解放。攻克济南表明，人民解放军开始突破带决战性的攻坚战这一关，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

三大战役：三大战役是指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革命军进行的战略决战，包括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

5、筹建新中国

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于1949年3月5日—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会议的11人，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的主席团主持了此次会议。七届二中全会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召开的唯一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做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有重大作用。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会：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宣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成立。参加会议的有46个单位的代表共662人。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这三个为新中国奠基的历史性文件。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等项决议，会议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当时还不具备召开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下，肩负起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重任，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揭开了新中国历史的第一页。

《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施政纲领，是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大宪章，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实际上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1949年6月15日至20日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下设6个小组，分别进行召开新政协的各项筹备工作。第三小组负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草拟工作，该小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是许德珩。第三小组决定由中国共产党负责起草草案初稿。周恩来亲自动手草拟初稿并主持或指导了7次会议，广泛地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将草案提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作了基本通过。1949年9月29日，人民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总结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近2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斗争的经验，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了符合全国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国家大法。它是一部人民民主的建国纲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包括序言、7章60条，它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保障人民广泛的民主权利，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普选方法产生，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政权的机关。军事制度上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领，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和统一的纪律。

根据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建立政治工作制度。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建设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存，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共同纲领》还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外交、民族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它保障了全国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也规定了人民必须遵守的若干义务。

《共同纲领》对于团结一切力量，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和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起了重大的作用。